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据新华社9月4日电）

　　看完这个报道，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王斌余抱有同情的态度，尽管他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杀人重犯。

　　王斌余作为社会的一个弱者，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前提是他在这个社会中，遭受了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对待。但王斌余毕竟是个杀人犯，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是人们的感情无法改变的。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远；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则至少说明，在某些方面，民众的基本情感可能无法和法律的判断兼容。这种民情和法律判断不吻合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王斌余走到这一步，法律责任当然要由他个人承担。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尤其应该借此深刻反思自己的工作。

　　农民和农民工在当今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造成的，需要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逐步解决。但是，农民工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很快得到解决。中国的改革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基本上是政府设计引导的结果。政府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公共权力，正因为此，新华社为此所发的评论说，“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这个问题（指农民工讨薪难）就不难发现；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从这个角度说，王斌余杀人案的发生，有值得反思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有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应该借此反思自己的工作，并自觉承担道义责任。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正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打工，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匹配的、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地位，这是农民工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缺失，农民工经济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值得高度警惕，深刻反思。

　　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二是人权包含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形式。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一方面，他的犯罪动因，正是因为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个体的人权（比如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将大大地削弱集体人权的内在价值。

　　这充分说明，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

　　“讨薪死囚”内心独白令谁羞愧？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坦露他既美好又愤概的内心世界。(见9月4日新华网)

　　毋庸置疑，王斌余最终为自己的杀人凶恶行径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是罪有必得，是彰显出法律的正义与威严。但是，笔者在网上看到很大一部份网友却对这个讨薪恶人，发表了不少同情甚至怜悯的言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了。

　　也许，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该，对连杀4人重伤1人罪恶极大的王斌余有太多的怜悯，但是，王斌余那因讨薪未果而愤怒而杀人，而成为“讨薪死囚”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却似乎是在大声地质问人们：谁来关爱弱势的农民工？谁来保障弱势无助的农民工起码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呢？谁为王斌余因讨薪未果而杀人而成为死囚，泣血一般的内心独白而羞愧呢？

　　首先，是那些被私利熏心的黑心包工头应当羞愧。很多网友之所以不同情被王斌余杀死的黑心包工头，反而同情怜悯他，实在是因为这些黑心的包工头们，太过于持势欺侮弱势孤苦无助的王斌余们，致使王斌余们万事俱忧愁，生计无着，走投无路，并陷入绝境，继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试想，如果这些黑心包工头的心，少黑一点儿，懂得一点儿羞愧，讲点儿良心，不致人于死地，会招致杀身之祸？会有害人害己的悲剧发生吗？

　　其次，是相关劳动保障与法律部门应当感到羞愧。应当说，我国在劳动保障，特别是农民工劳动报酬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比较健全可行的。但是可怜的农民工们，却总是被黑心工头们恶意拖欠或克扣着工资，甚至一些农民工们起码的生活保障工资都无法得到。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与有关部门的失职。如果有关部门有关爱农民工的怜悯之心，王斌余会在投诉于劳动监管部门之后失望吗？如果相关法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受理原告的起诉，王斌余会绝望吗？等等。正是王斌余讨薪“正道”的严重阻塞，才使他感觉孤独无助，失却理性。

　　现在农民工讨薪的种种悲剧事件在上演，相关保障农民工劳动薪酬与生命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将会更加完善。但是，王斌余这个“讨薪死囚”的内心独白，又能够真正让谁引起共鸣与怜悯？谁又能够真正为此而感到羞愧？

　　“讨薪死囚”的内心世界，是可怜的、脆弱的，更是悲愤的，它告诉我们：关心弱势群体，关注底层人群、边缘人群的艰苦工作、生活与现实境况，应该是政府部门之重要责任。同样，它也告诉我们：一是建立一条支付农民工薪酬的“畅通渠道”已是迫在眉睫；二是有关方面不能够再悠忽可怜的农民工了，应该保障农民工们起码的劳动与法律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