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武器土里土气  却可端掉半个五角大楼

　　天花也好，炭疽病菌也好，只要密封在小瓶子中或盛放在培养皿里，决不会变成一件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即使恐怖分子获取到其能量足以摧毁世贸中心的病原体，也还是面临着如何将它们转化成可呼吸的粉末武器的难题。其原因在于，与源自食品传播病毒的葡萄球菌不同，这些病毒只有在活细胞中才能得到繁殖。

　　目前，制造生化武器的知识尚限于为一小部分专家所掌握。但据有关专家介绍，其难度被普遍低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原料的干燥处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粉末制作。要使原料保持干燥状态，难免会导致菌类死亡。

　　此外，无论是炭疽孢子还是天花，只有在同肺部保持接触的情况下才会对人产生损害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粉末颗粒适合人吸入的尺寸，便成了一个需细加推敲的重要环节。如果颗粒度大于10微米，就很难为肺部所吸收；若是小于10微米，又会通过呼气被当场吐出来。

　　试图越过粉末制造工序，只是从培养皿中刮取一点病菌就加以喷洒，病菌的致命效果便会大打折扣。一位生化武器专家据此断言：这类细菌武器“不是在本·拉丹的基地里所能生产的。”

　　从技术角度而言，通过微小的喷嘴使细菌化为烟雾并藉此喷洒病原体粉末，历来是一个不易取得突破的课题，喷嘴常会出现阻塞、飞溅和回火等故障。奥姆真理邪教徒施放毒气接连失风就是一个明证。此外，由于仅有炭疽还不会传染，只有吸入通过空气传播的孢子的人才会得病，而且一旦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炭疽孢子的毒性便会在几分钟内得以减弱。这也给细菌武器的研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1995年东京地铁遭沙林袭击的情景

　　然而，9·11事件彻底打破了这种相沿已久的技术惯例。在恐怖分子看来，与其煞费苦心地将波音飞机变为导弹实施攻击，倒不如将无气味的剧毒物品投入大楼的通风系统，照样能使阴谋得逞。难怪当年协助前苏联发展化学武器的一位科学家惊呼：如此不择手段，“无需学会开飞机或训练敢死队，就能把半个五角大楼端掉。”

　　挫败生化袭击  仍需付出更艰辛努力

　　为了应付这些手段“土里土气”、但后果却极具破坏力的生化恐怖袭击，美国政府全方位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迄今已耗资达数十亿美元。

　　针对生化武器固有的特点，卫生部门不但加强了对疾病监测系统和药品的管理，还不断组织各种相关的模拟演习，以提高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同时，城市公用事业部门也根据非常时期的新要求，随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防生化恐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当然，对肉类加工厂以及各种罐头食品同样随之加大了检验力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检测仪在各重要场所的设置发挥的防范作用。安置工作将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然后逐步向美国各地推广。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地铁测试点已秘密装上了这类检测装置。目前已列入设置计划的，还有体育馆、会议大厅以及其他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今年晚些时候，能源部打算对地铁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初步报警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此外，不少生物技术公司也闻风而动，及时推出了顺应反生化武器需求的新产品。例如塞佩德公司向陆军部队提供的一种基于DNA的检测仪，只有面包箱那么大，却可用来探明周围是否存在炭疽、寇热、葡萄球菌B肠毒素和其他可制成武器的病原体。小亚瑟研究公司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向市场推出一种状如徽章的检测器。

　　9·11事件后，美国的作物喷洒飞机也像其他飞机一样被迫停飞，直到近日才恢复飞行。在此短暂的禁飞期间，有关部门对机上的喷雾器进行了改装，以防止被恐怖分子用来撒播生化武器毒剂。

　　那么，万一这些防范措施失灵，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我们根本没有作好应对生化武器袭击的准备。”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如是回答。他的这番感慨并非空穴来风，今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一次电脑模拟天花侵袭的试验惨遭失败便是有力的佐证。当时，由于有关当局不曾收到来自医院的信息，谁也不知道这场流行病的蔓延范围和传播速度等情况，所以有许多被误诊为流感的天花病人通过长途旅行将疾病传染给了成千上万的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自1970年起就不再接种天花疫苗，而免疫功能一般只维持20年左右，再加上没有药物可用于治疗，待疫情爆发三个月后已造成100万模拟病人“死亡”。

　　模拟演习尚且如此，同恐怖分子“真刀真枪”的较量，自然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比如保持疫苗输送渠道畅通，使其起到遏制天花蔓延的防火墙作用，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据有关专家介绍，炭疽疫苗简直很难抵挡恐怖袭击。一个人想要获得完全保护，就必须以多达6个剂量的单位连续接种疫苗达18个月。目前，美国的天花疫苗储备量大约为1200万剂量，到2004年尚需订购4000万剂量。从医治角度而言，药物和抗生素对氰化物中毒及葡萄球菌感染均有一定疗效；阿托品则有助于抑制神经性毒化VX和沙林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适应市场需要，环丙沙星抗生素近来品种不断增加。但这类药物必须在炭疽症状出现之前服用，否则，炭疽的死亡率可能超过90％。据一位专事研究核威胁的权威人士估算，要使生化武器对应系统时刻保持运作状态，每年必须投入5亿至10亿美元。

　　从种种迹象来看，反击生化恐怖似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有可能发生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但比抢购防毒面具和各类抗生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处于戒备状态。正如原先负责美国核子和生物武器的一位官员提醒公众的，“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恐怖分子眼下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狡猾和隐蔽的作案手段。”

　  新闻链接：生化恐惧从何而来

    近来，美国接连出现炭疽病例和寄送白色粉末的邮件，使公众重又陷入了继9·11事件之后的新恐慌。那么，恐怖分子是如何搞到研制生化武器所必需的原材料，其危害性又如何，该怎样进行卓有成效的防范呢？美国《新闻周刊》前不久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

　　生化武器并非空穴来风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怖分子早已盯上了“臭虫或毒气”——这是圈内人士给生物和化学武器所起的绰号。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官员告诉记者，本·拉丹曾派人专程赴欧洲，千方百计采集炭疽和肉毒菌毒素。

　　国外另一个情报机构也透露，在本·拉丹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训练营附近，发现了许多显然是中毒毙命的兔子和狗。

1997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反化学武器袭击演习

　　尽管美国官员竭力否认卫星侦察到诸如此类的迹象，但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今年6月就提出警告：“不挂国旗的恐怖分子正在想方设法搞生化武器。”

　　时隔仅一个月，令人不寒而栗的证据便摆上了情报部门的桌面：被指控图谋在世纪之交炸掉洛杉矶机场的恐怖分子阿赫默德·雷萨姆供认，1998年他在本·拉丹的一个阿富汗训练营里呆了6个月，掌握了如何向办公大楼等建筑物投放氰化物的方法。据雷萨姆交代，本·拉丹对使用“低空飞行飞机来散布有毒物质”很感兴趣。

　　另有证据表明，本·拉丹已从黑市上弄到铯-137和钴-60，也许早已研制出一种“卑鄙炸弹”——放射性驱散装置（RDD）。它由常规炸药所组成，但外面裹以放射性物质，一旦引爆会产生坠尘。

　　联系上个月震惊全球的惨案来看，这些证据越发带上了一种不祥的调子。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说1993年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爆炸是9·11事件的一次非实弹演习，那么，近来频频出现的“生化恐怖”很有可能是更骇人听闻的事变的前奏。这一点，只要对往事稍加回顾便不难推测。

　　1984年，某印度教的追随者们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上作案，用沙门氏菌玷污了饮料杯和色拉自助柜。当时虽不曾造成人员死亡，但有751名当事人出现了沙门氏菌中毒所特有的恶心、严重腹泻、寒战、发烧和头晕症状。时隔11年后，恐怖分子终于拿化学武器发难了。奥姆真理教成员在塑料袋内注满神经性毒气——沙林，然后溜进东京的一个地铁站，用阳伞柄戳破塑料袋致使毒气外泄，造成12人丧生。

　　漏洞比比皆是  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发动细菌或化学武器战，是一个遍涉众多环节的综合性工程，从病原体采集到大批量培养乃至制造工艺，缺一不可。对于终日东躲西藏的恐怖分子来说，这无疑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最近，《纽约时报》3名记者在其新著《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秘密战争》中，披露了曾为俄勒冈中毒事件提供沙门氏菌的某公司于1986年向巴格达大学出售3种炭疽和5种肉毒素杆菌的内幕。在美国，从事这类交易完全是合法的。两年以后，这家公司又故伎重演，向中东某产油国大量抛售性质相同的病原体。于是，致命病原体的交易成了全球商业贸易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后果也很快表露无遗：从1990年到1995年间，奥姆真理邪教徒在东京一带施放炭疽或肉毒菌毒素达12次之多。

　　炭疽会使人发烧，引起呼吸困难，患者在几天内即可死亡；肉毒素中毒往往表现为头晕、视力模糊、肌肉无力，最终导致呼吸困难。炭疽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它的发源地主要在阿富汗。据北亚利桑那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保罗·凯姆介绍：“当牛死于炭疽时，鼻孔常会出血。只要刮取一点儿血迹，哪怕是从土壤或牲畜尸体上得到一些孢子也行。然后，把它们放在皮氏培养皿里，即可形成炭疽病菌源。”肉毒素有机物，常采自天然受污染的土壤。此外，腺鼠疫病菌在自然界里也随处可见，在啮齿目动物身上反倒不易觅得。至于葡萄球菌B肠毒素，其来源多半是经由食物传播的病菌。

　　然而，恐怖分子制造生化武器完全不必从切割小鸡的腐肉入手。对他们来说，病原体的供应源在世界各地都能找见，而且其保安措施又很成问题。例如在某国的一个研究中心至少保存着80种炭疽杆菌，在其下属的实验室等处也储存有瘟疫和霍乱病菌。据实验室主任透露：“这里今年才筑起一道混凝土围墙，并指派了一名专业人员看门把守。当然，在此以前外人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至于那8个附属实验室，保安措施依然存在不少隐患。

　　相比之下，窃取天花病菌的难度要高得多。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于1980年宣布消灭天花以来，据信只有两家实验室贮存着这种病毒。目前，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拥有的采样数量多达450余种，而俄罗斯科尔佐沃实验室则为120种。但中央情报局在1998年提交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声称，自这种疾病猖獗之日起便致力于收集天花采样的国家将近有10个。此外，车臣分裂分子所留下的高度放射性铯物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生化武器制造技术的管理，同样陷入了失控状态。据报道，在中亚北部一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物武器厂里，“很多专家已被解雇，有些人已从当地消失而出现在中东的某些国家。”正如当地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所抱怨的那样，人才外流所酿成的恶果，甚至比有毒物质失窃更为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