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受聘湖北警官学院后，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的李昌钰教授为该院5000名学员开讲了第一堂课——经典案例分析。很多学员都把他当成“偶像”，但李昌钰却说：“我很平凡，我不是神，只是用事实说话。” 　　他被美国人称为当代福尔摩斯，最擅长从蛛丝马迹中抓住凶手；有人说破不了的案子就找李昌钰，他却说自己毕生都在让证据说话。

　昨日上午，李昌钰来到湖北警官学院，出席了该院以他命名的试验室挂牌仪式，下午又专程为学院5000名学员作了学术报告。

　　

　　

　　

　　李昌钰激情演讲，还不时辅之以各种手势。记者史伟摄

　　报告会上的“有奖竞猜”

　　李昌钰教授学术报告会定在昨日14时，13时刚过，报告厅里已坐满慕名而来的准警官们。

　　14时整，报告会开始，看到李昌钰走了进来，在场的5000名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谁知刚讲了两句，话筒就很不买账出了小故障，这时，李一脸幽默：“对不起大家，看来得换个话筒了。”话音刚落，台下再次响起掌声。

　　谈人生，谈理想，当大屏幕上显示李昌钰和同事的合影时，李昌钰让大家猜猜哪个是他。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最帅的那个”，逗得他哈哈大笑，拿出自己在美国时的警章，送给刚才抢答的学员。

　　随后，李昌钰给同学讲起自己办理的各大案例，其中讲到耶稣裹尸布时，他突然话题一转，问大家能不能判断裹尸布上的血迹到底是谁的，台下的学员异口同声说“可以”。哪知李昌钰却摇摇头，否定了大家的话：“我怎么晓得耶稣是什么血型呢？”

　　虽然没有人答对，但李昌钰教授还是慷慨地送出他以前用过的警章。

　　慢慢地，坐在下面的学员发现，只要回答李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纪念品，大家开始踊跃抢答。

　　李昌钰不断根据案例抛出一些问题：“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第一现场还是抛尸现场？”等等，每当有人回答了问题，都会得到一份礼物。

　　本来严肃的案例分析，却成了“有奖竞猜”，礼物不断。

　 变不可能为可能——李昌钰博士演讲摘录

        昨日，湖北警官学院的警体馆内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68岁的李昌钰，以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反应和独创的边提问、边发奖的方式进行案例讲座，赢得了师生们阵阵喝彩。“长颈鹿见证我毕业”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含辛茹苦把13个兄弟姐妹培养成人。我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妈妈，最怕的人也是妈妈。

　　1965年，我辞去台湾警署的工作，怀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深造。

　　要想在美国人的天下生存，唯一的办法是勤奋。当时我花19美元买了个打字机，常常伏案学习到深夜。

　　1975年，我终于完成了功课，获得博士学位。然而我却因交不起毕业典礼费，只好在家里为自己庆贺。

　　毕业典礼那天，我穿着博士服，带着黑色的博士帽，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让女儿拍照。女儿说：爸爸博士毕业怎么能没有见证的呢？她跑回自己的房间，取出一个玩具长颈鹿，放在我身旁。于是，这只“长颈鹿”成为我第一个博士学位唯一的见证者。

　　人生要勇于面对逆境和困难，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才能成功。这是我的人生信条。随后我受聘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刑事科学助理教授。3年内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成为终身教授。

　　1979年，我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年7月，受邀担任康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警界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

　　“我只对证据负责”克林顿性丑闻案发生后的一天下午，华盛顿方面打来电话。“请你来做个鉴定。”“什么案子？”“不能讲的案子！国家需要你！”我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飞往华盛顿。他们给了我一件莱温斯基的黑色的低胸装，而不是当时所传言的“裙子”。在衣服的胸前部位，我找到了一些精液，经过DNA鉴定，发现与克林顿血液的DNA相同。

　　我只对证据负责，即使是美国总统也不能例外。这是刑事侦查铁的法则。台湾“3·19”案中，有自导自演、暗杀等说法，但我作出的“枪击”的结论是有证据的。

　　白水门案件、肯尼迪遇刺案都是我鉴定的，很多人说我的鉴定结果影响了世界的历史，但是你只要鉴定公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人生没有不可能”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做别人觉得不可能做的事。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人说，一个中国的小警员怎么可能拿到博士学位，我不相信。我做过餐馆的侍者、证券行小职员，教过中国功夫，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前后半工半读历经十年。在兼职3份工作的情况下，我以两年半时间修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获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生化博士学位。目前，我已经获得了20多个大学的博士学位。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做鉴识科学的都是白人，一个中国人来做，当然会受到排挤。但是我比他们行，最重要的是你要证明自己，假如你不能做只会讲，没有用，只会做不会讲也没有用。一旦你做好了，每个人都来找你。现在，我一天会有几百个委托要求，根本做不完。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懂幽默，不善演讲，我却不肯认输，现在我的演讲在美国的人气很“旺”，美国的大学、警察机构和鉴识培训机构纷纷邀请我去演讲，一个小时费用10000美金，我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到了2009年。荆楚网消息（湖北日报）(记者刘娜陶忠辉通讯员戴君)

　　中国春卷是什么做的

　　和小说中的神探福尔摩斯严肃的态度不同，李昌钰在办案中有时爱和周围人开开玩笑。

　　在美国，中国餐馆一般都卖春卷，有些美国人认为，春卷是狗肉和猫肉做的，并专门给李昌钰的实验室送来了几个中国春卷，请求鉴定。

　　李昌钰将鉴定任务交给了一名美国助手，谁知她忘了鉴定方法，只好回头向李昌钰请教，李昌钰的建议是：“吃狗肉的人会学狗叫，吃猫肉的人会学猫叫，你吃下去，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了。”那名助手真的吃下了春卷，结果既没学狗叫，也没学猫叫，于是得出结论，中国春卷没有猫狗肉。

　　3·19枪击案我用事实说话

　　报告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李昌钰办理的台湾“3·19枪击案”。用李昌钰自己的话说，3·19枪案是烫山芋。

　　首先是查看陈水扁肚子上的伤痕到底是不是枪伤，通过比对资料，李昌钰确定，陈是被子弹所伤，只是弹头不是从正面进入，而是从侧面擦过。

　　其次是确定凶手作案的位置，通过比对，李昌钰确定凶手是在行人中间开枪的，第一枪射中吕秀莲的膝盖，第二枪顺着陈水扁肚子擦过。

　　有了各种证据，警方顺利找到凶手，可人已经死亡，这样的结果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质疑。

　　李昌钰开玩笑说，由于这类案件都是烫手山芋，不管怎么做，再怎么公正都会受到批评，“总不能你把人抓到了，他还送月饼感谢你吧。”此话一出，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李昌钰告诫在场的每一位准警官，做这行，就意味着不可能人人都喜欢你，但做鉴识工作是讲科学的，就是要用事实讲话。

　　16时整，报告会结束，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延长半个小时，李昌钰一直是站在台上演讲，然而，68岁的老刑侦警察却一点没有显露出疲劳。

　　当李昌钰教授离开会场时，在场人员全体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而李昌钰感慨地说：“我一定会用最快的时间回到武汉，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成果。”

　　从警第一起案件

　　很长时间不想吃肉

　　李博士的从警经历是几十年前从台湾开始的，当然那个时候李博士没有这么多的光环。对参与调查的第一起案件，李昌钰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级别很低的警官，是跟在后面跑龙套的。第一起案件是一个分尸案，尸体分成七块，包在一起扔在水沟里面。当时我下去捞尸块，回来后饭都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很长时间不想吃肉。这个案子最后破了，是两个好朋友因为经济的原因杀人。”摘自《天府早报》

　　最引以为荣的案件

　　没有尸首抓了凶犯

　　有个案子让李昌钰至今引以为荣，在他的网站的个人简介中写道：“他甚至在没有尸首的情况下将凶犯抓获。”这个“没有尸首”的案件就是轰动美国的碎木机灭尸案。

　　1986年泛美航空公司空服员海伦·克拉夫兹失踪。海伦的丈夫，出身于前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三次顺利通过了测谎仪的检验。随后，一位驾驶铲雪车的司机提供线索，在海伦失踪的十八日晚看见在其家附近看见一个人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而这人正是理查德。

　　李昌钰把调查的重心转移到约尔拉湖——理查德拖碎木机到达的终点。他提出了“融雪收集证据”的决定：找出八个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按照顺序一块一块地融化积雪，展开地毯式的搜寻。

　　“结果找到56片碎的人骨，2660根头发，3盎司的肉块，1颗牙齿，我们把这个人重新组成了。”李昌钰回忆。

　　最终，这千分之一人体的物证，在经过李昌钰和同事的五千多项检验后证实：这些都属于同一个人——海伦。在没有海伦完整遗骸的情况下，检察官以证据充足而逮捕了理查德。摘自《深圳商报》

　　李昌钰谈人生

　　5月22日，李昌钰在广东警官学院演讲，谈到了对于妈妈、钱财、做官、输赢的一些看法，引得满堂喝彩。

　　谈妈妈

　　很多人问我一生最怕谁，我从来什么人都不怕，连总统也不怕，鬼也不怕，很多人认为鬼怕我，我唯一怕的就是我妈妈。

　　李博士说，他一生“最听妈妈的话”。

　　谈做官

　　当厅长不是我的本意，我对这个要职一直坚辞不受。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官，只想做我的鉴识专家。最后州长找到我母亲，我妈妈把我骂了一顿，我才去的。

　　至于为何做了两任就不做了？李称：中国人有句话叫“见好就收”，这样人家才会怀念我。

　　谈钱财

　　“一生没赚很多钱也没愁过钱”，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年我大概捐了100万美元作奖学金，很多接受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学有建树，说我改造了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愿意继续做下去。

　　谈输赢

　　当然有破不了的案件，并不是像有的美国人说的什么疑难案子，我都能破，但破不了不是因为我判断失误。

　　一些案件，现在难以有结果，但我们还是要去努力，这主要是要对历史有个交代。我们做物证鉴识的，要对自己所作的物证负责，输赢对我们来说要完全忘记。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