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小时内，“黄金4小时媒体”可能将突发事件传播、发酵，形成有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再报跟进，贯穿了政府与民意互动、真相与谣言赛跑的意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博客用户规模2.21亿人，手机网民规模去年一年激增了1.2亿人，达到2.23亿。

　　这意味着，平均每3至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网民，每6个人中就有1个拥有博客。

　　新技术蓬勃发展的表象下，是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

　　“黄金4小时媒体”崛起

　　近两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09年，在杭州“飙车”案、昆明“螺蛳湾”事件、赤峰“自来水污染”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巴东邓玉娇事件、“番禺垃圾门”事件的背后，频现新兴媒体的身影。

　　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新兴媒体崛起，渗透并深刻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的“黄金24小时”法则渐显无力。

　　基于多年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以及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判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突发事件中的“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解释说，“黄金4小时媒体”主要指能产生快速舆论传播的网络媒体，以微博客、QQ群、人气高的BBS论坛等为代表。

　　网络媒体快速的传播速度会导致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每一个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又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数小时内，“黄金4小时媒体”就可能将突发事件传播、发酵为有着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

　　“‘4小时’是考虑了需要厘清事实真相、政府各部门协调工作和完成信息披露文书所花时间所得。”胡江春说。

　　129字微博定成败

　　胡江春认为，政府应该学会并善于运用“黄金4小时媒体”，处置突发事件。近两年的成功案例中，较典型的就是昆明螺蛳湾群体性事件。

　　2009年11月21日上午，昆明螺蛳湾市场因拆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下午2时许，螺蛳湾片区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下午3时许，昆明警方就在云南网等网站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情况。同时，省政府新闻办在新浪网开设国内首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发布新闻，于当晚9时35分发布了有关螺蛳湾事件的129个字的新闻（含标点）。

　　“微博云南”让政府发布的消息在微博客中传播开来，并且在QQ群、BBS论坛等网络载体中广为流传。迄今它已有16477名“粉丝”。

　　胡江春提醒说，评价这个事件的处置效果，不能只看发生了什么，更要看避免发生了什么。上千人聚集，正是因为处置得当，信息披露及时，才得以迅速化解，避免了群体性事件被强行压制下去后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避免了瓮安事件、陇南事件那样严重的街头骚乱。

　　2009年新疆兵团“最牛太太”事件中，当地政府利用天涯社区发布处理结果，迅速平息了社会舆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媒体和网民的赞赏。

　　一个反面例子是河南杞县钴60卡源事件。当地政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瞒报事故，导致大量居民夺路而逃。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应当与新兴媒体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

　　2008年11月，瓮安事件、陇南事件发生以后，来自全国的500名县委书记走进中央党校集中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随后不久，公安部又把全国的县公安局长叫到北京来培训。培训中，既讲宏观理念，也教授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措施。“这种学习培训应该常规化制度化。”单光鼐说。

　　破解新媒时代“时间压力”

　　对于“黄金4小时媒体”的说法，单光鼐表示赞同。“无论是突发事件还是公共危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时间压力。”单光鼐说，“一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事情做出判断、认识和评估；二是怎么处置，危机事件来临时，既有危险，也有机会。”

　　随着通信技术手段的进步提升，来自“第一时间”的压力在不断增大。过去需要几天或几个月传递的信息，现在几分钟就能实现，甚至可以近乎同步直播。

　　在前不久发生的海地地震当中，由于主要通讯线路的中断，微博客成为传递资讯的主要平台，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作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注意到，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新兴媒体的优势就已经初露端倪。普通公民借助“非正式”媒体，作为“公民记者”，报道接近实时。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2008年初，曾经轰动一时的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中，一位宣传部长的话入选当年“官员雷人语录”。

　　这反映出部分地方官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茫然无措。现实中，很多基层干部对媒体、特别是“黄金4小时媒体”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组织结构和系统设计尚不能完全适应应对突发事件的要求。尽管国家和地方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现实操作中，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行政组织体系，层层请示汇报，在原地等待中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已经成为相当多地方领导的共识。天津市长黄兴国在后面又加上了“再报继续”，即把政府已经做过的、正在做的、将要做的措施和办法向群众说明。“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

　　无独有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根据自己实践总结提出过类似的思路，“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依法处置”。

　　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出来以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直接对话出租车司机，倾听当事人的需求和想法，通过电视画面现场直播，对解决问题、平息舆论起到关键作用。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凸显了政府与民意互动、真相与谣言赛跑的意识。

　　1月26日，在“新媒体高端论坛”上，作为嘉宾的胡江春和单光鼐各自以一句简短的话作结。

　　“善用新兴媒体、提高执政能力。”胡江春说。

　　“第一，善待百姓，善待媒体；第二，双向沟通，良性互动。”单光鼐说。

　　几种主要的“黄金4小时媒体”

　　微博客：随时发布只言片语

　　一种迷你型博客。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即时通讯软件、网页等方式接入，随时发布只言片语，随时关注自己关注的人。由于可以通过手机发布信息，摆脱了设备的羁绊，可以做到现场直播，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在邓玉娇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广州番禺事件中，微博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QQ群：滚雪球式复制传播

　　一条信息在群里可以“N×N”次方的速度传播。网友从一个群获得最新信息后随手转发到自己的其他群与群友分享，其他群的网友再照此转发，信息可以在瞬间传播开来。

　　BBS：互联网舆论主要集散地

　　BBS按照网友感兴趣的主题，分成若干个布告栏。中国人气旺盛的综合性BBS论坛有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等，BBS论坛的热门帖子经常会吸引传统媒体的关注，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动。汶川地震期间，《我是汶川人，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的帖子就是在经过近2000次转载后，被救援部队看到并采纳，在汶川境内成功实施空降。 (李鹤)

　　赵洪祝：为处理舆情危机我曾整夜睡不好觉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说，去年奥运会期间，出现一起涉及浙江省的舆情危机，我着急得整夜都睡不好觉。查明情况后，立即与同志们一起字斟句酌，起草研究回应说明文章。我这人睡眠质量很好，到浙江工作以来只失眠过两次：一次是特大台风正面袭击浙江，另一次就是处理这起舆情危机。

　　赵洪祝说，要着力改变宣传部门是“舆论引导主体”的习惯思维，树立“事件处置部门是舆论引导第一责任人”的新意识，形成宣传部门与事件处置部门共同推进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新机制，抢占第一落点，先发制人，引导舆论。

　　赵洪祝是在1月20日召开的浙江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这番讲话的。

　　赵洪祝说，当前，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日益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3G手机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由固网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延伸，使人人、时时、处处上网成为可能。新媒体的发展，一方面为我们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新手段、新载体、新平台和新阵地，另一方面也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传统手段和工作载体形成强大冲击，比如传统主流媒体、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思想舆论引导的难度大大增加。

　　赵洪祝强调，如何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新媒体，切实维护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需要我们迫切研究解决的新课题，也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就需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从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导权的高度，不断提高运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使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赵洪祝指出，为准确把握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全面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切实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不断巩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要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切实增强坚持正确导向的自觉性、新闻报道的艺术性、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要着力增强正面宣传的影响力，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舆论保障作为中心任务，贯穿工作始终，做大做强正面舆论声势，使正面主流舆论成为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力量、服务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

　　赵洪祝说，要着力提升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把好导向，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着力改变宣传部门是“舆论引导主体”的习惯思维，树立“处置主体是舆论引导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形成宣传部门和事件处置部门共同推进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新机制，抢占第一落点，先发制人，引导舆论。要深入总结近年来舆论引导的有效做法、成功经验、科学制度，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应急工作机制，健全新闻发布制度，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掌握社会舆情，有效排除舆论“险情”，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赵洪祝提出，要着力增强新媒体的调控力，积极推动主流媒体向互联网等领域延伸，做大做强主流新闻网站，积极引导主要商业网站，形成网上主流舆论强势。要着力提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管理水平。按照中央部署，大力推进文化环保工作，集中开展整治互联网、手机低俗之风专项活动，不断优化网络文化环境。当前要重点加强对视频网站、手机网站的清理整顿，坚决清除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等有害信息传播，努力构建健康和谐的舆论引导新平台。

　　成都两次焦点事件：政府应对舆情，态度不同结果不同！

　　四川成都市在处置“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中，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各个环节反应极为迅速；然而在拆迁户自焚事件中，却表现得冷漠而倨傲，对于公众的质疑和愤怒不屑一顾……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王俊岭

　　四川成都拆迁户自焚事件，是一个痛入骨髓的悲剧。一个本来可以妥善解决的民事纠纷竟然以最坏的方式了结。备受争议的拆迁条例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当地政府对于这一个案的应对也存在诸多严重失误。

　　在唐福珍屡次向自己身上浇汽油并声称要自焚的时候，拆迁人员仍然没有停止强拆行动，置人命于不顾，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人的生命不容“猜测”，即使仅有1％的风险，也应该把保护公民的生命放在首位。为了公民脚下的一块土地而如此漠视公民的生命，必然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严重流失。

　　官方始终咬紧唐福珍“暴力抗法”的定性不松口，是网论最大的争议点，让网民感到匪夷所思。首先唐福珍并没有对执法者施暴，至于唐的家人如果如官方所说曾“向执法人员投掷砖头、石块、汽油瓶及点燃汽油等方式阻挠”，那么他们在凌晨5点从家中睡梦中被惊醒后，以及节节败退到四楼屋顶的过程中，强拆一方究竟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官方并没能成功说服公众。如唐福珍亲属所陈述，拆迁人员“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打”，官方对此显然还需要给出进一步的澄清。

　　在整个事件的应对过程中，金牛区官方表现得冷漠而倨傲，对于公众的质疑和愤怒不屑一顾。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千万不要挑战公众的智商和人伦底线。霸王硬上弓和瞒天过海的手法虽然可以一时平息事态，却把不信任的种子长期种植在公众心中。

　　特邀嘉宾姜明安（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以唐福珍事件为代表的拆建纠纷是我国新时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突出反映。要解决社会这些问题和社会矛盾，首先要搞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只有认清楚问题、矛盾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近年来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当政者未坚持以人为本，而是以GDP 为本、以政绩为本的思路处置问题。拆迁说是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但是老百姓不一定乐意。他不愿意离开他祖辈居住的地方。再说，补偿标准定那么低，你把他的旧房子拆了，他买不起新房子，他当然不让你拆。实质上，有些人不是真替老百姓着想，而是替自己着想：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是为了与开发商共谋利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过分依赖“卖地”，依赖房地产业发展当地经济的思路和政策。

　　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显与《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要求的“先征收补偿，后拆迁”的规定相抵触。我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条例”的建议，也希望推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立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实际运作起来。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而没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就没有宪政和法治。

　　从网络舆论角度看，唐福珍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反响并不偶然，在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自由发表观点的重要渠道，在这种背景下，突发事件的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任何官方即使有动用权力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心和胆，也没有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术和力。网络舆论通常能反映多数民众的良知，表达正义，“同情弱者”在通常情况下就是良知和正义的体现，任何机关都不能无视网络舆论；当然，对网络舆论也需要加以引导，防止情绪化，防止“多数人暴政”，民主需要法治制约，民众激情需要法律规则、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去中和，我们应尽可能营造一个司法与舆论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

　　特邀嘉宾杨良化（《新闻战线》原总编辑）

　　人民网“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测评中，四川成都市在处置“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中，以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等多项指标居首或领先而被排名全国地方政府应对能力之首。当时我曾为此写过点评，对成都市的开明态度和积极对策多有褒赞。然而，面对今次的成都拆迁户自焚事件，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说出赞同的话。

　　对唐福珍浇油自焚对抗拆迁这件令人痛心疾首的惨剧，至今也许仍众说纷纭：当地有些官员可以从建筑确系违规、拆迁程序合法、事主行为极端、现场施行抢救等方面为自己解脱，而更多的人则从物权、法制、人性、文明执法等方面予以探究和申斥。依我看，这里有必要引入“执政效应”的概念，从更高的层面加以审视。任何行政措施，当然以收效为目标，追求“执行结果”是很自然的。但不要忘记，任何施政行为，也会或多或少带来深层次的“执政效应”，即公众对施政的接受度和对当局的认同感。“执行结果”和“执政效应”在实践中并非完全一致，你可以依靠行政能力推展和实现许多目标，却不一定能让这些举措都得到大多数人的由衷拥护并赢得对政府的加分。清醒的、负责任的政府和执政者，必须追求二者的统一，不仅要致力于“实事”的办实，而且要讲求把“实事”办好，既要“办事”，更要“赢心”；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要理性行政、科学行政、人性化行政。不要再干只看短期结果、不顾长远效果，办了傻事、丢了人心的蠢事。时下，各地因个案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深层次原因正是长期不问效应的执政行为积下的矛盾和情绪的爆发，而今天的不当执政，也同样为将来埋下积怨的种子。古往今来有关鱼与水的关系、民与舟的关系的古训，其警示意义不可不察。成都拆迁户自焚事件在国内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可谓是执政效应极劣的典型案例。有人痛惜，如果有办法检测人心向背票，此案有可能使政府流失1000万张选票！

从上半年的全国第一，到四季度的倒数第一，成都似乎坠入悖论，其实并不奇怪。这反映的恰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高速发展、深刻变化、深度转型的社会现实给政治组织、政权机关和从政人员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课题。面对社会公民化、利益多元化、生活多样化、传播现代化的现实，许多过去尊崇的信条发生了突破，许多过去制定的政策已不合时宜，许多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不再可行，“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各地各级政府在任何处置危机、处理公共事件、善待媒体、应对网络舆情等方面都面临着适应、学习、创新的任务。成都市看似坠入自我冲撞的怪圈，实则折冲调整过程中很正常的反复，相信从上下半年一正一反两件事的对比反思中，必能获得更深刻的醒悟和自觉。（舆情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