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终于能关掉电脑，关掉让人睡不踏实的满脑子思路，来个“自然醒”！对这书的评价？那是读者的事，是后人的事……

　　不过，说句实话：其实最有资格评价一本书价值的应当是作者本人，每个作者心里都有一杆秤，他比谁都清楚哪本书是自己下了工夫的，算得上写作认真、论证扎实、视角新颖；哪本书是自己七拼八凑，东抄西抄的……但是，我们很少见到作者评价自己一生中哪一本书写得最好。或是出于谦虚，或是出于羞涩，不得而知。

　　“这本书可以放进墓穴”

　　４年前，父亲驾鹤西归了，在父亲的骨灰下葬之前，全家人为“陪葬物”讨论起来，应把一件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放进墓穴，陪伴他老人家。可是放什么好呢？经讨论决定：父亲做了一辈子杂志编辑，在他病重的时候，仍戴着那副褐色镜框的老花镜，孜孜不倦地为他人改稿件，就把它放进墓穴吧。下葬仪式那天，在我把那副沉甸甸的老花镜放进墓穴的瞬间，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跳了出来：“将来我死了，墓穴里放一件什么东西呢？”

　　４年来，这个问题总会跳进我的脑海。是呀，我放什么呢？思来想去，就放两本书吧，放两本自己写作最认真、最好的书。

　　完成这部著作时，我用双手的大拇指按压太阳穴，竟然自言自语：“这本书可以放进墓穴。”

　　研究中的三个兴奋点

　　当下学术界爱说“创新点”，别让我用这么“亮”的词，就让我说一说本书研究中的三个兴奋点吧：

　　第一，长期以来，在犯罪问题上，我们有一个判断上的误区，将犯罪率的上升简单归因为犯罪者嚣张气焰和政府打击不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四次大规模“严打”斗争，犯罪率的反弹周期却逐渐缩短，解放初期的“严打”维持了１０多年的低犯罪率，改革开放后，１９８３年“严打”维持了两年的犯罪率下降，以后两次都是一年左右后就反弹。

　　为什么“严打”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呢？有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３次犯罪率小幅上升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有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治安黄金期与“逆城市化”有关，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的犯罪率与城市化水平有着０．９３５的高相关。这一规律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现在的犯罪问题，必须走出此前的判断误区，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控制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改革原有的户籍制度；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培训、子女就学；增强警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扩大社会福利辐射范围。

　　第二，传统的文化冲突理论认为，Ｂ文化圈的人移居到Ａ文化圈，因为他所持有Ｂ规范文化的固定性和异质性，会与Ａ文化圈的规范文化相冲突，导致移居者犯罪的增加。笔者发现：上述规范文化的冲突是存在的，但更有意思的是，Ｂ文化圈的规范文化移动到Ａ文化圈后，会因群体性抑郁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而这种变形会使原有Ｂ文化圈的规范文化对移民犯罪的制约功能大为下降，甚至助长移民的犯罪行为。

　　第三，传统的文化冲突理论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带来原有主流规范文化的裂变，分化出诸多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与犯罪率上升关系密切。

　　从中国的急剧社会变迁看，似乎未见到主流文化裂变成诸多的亚文化，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儒家规范文化、随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规范文化、随对外开放涌入的西方规范文化的共存和碰撞，使人们的信念和价值判断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社会整体的规范文化对犯罪的制约功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