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重庆“失枪案”发生后，摆在城市管理者眼前最迫切的一点是什么？

　　王大伟：这次事件，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是，在一些重点空间和敏感时间上，预警级别要马上提高。事前的预警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主动先发机制比事后的快速反应机制要重要得多。高发空间是指一些恐怖主义高发的地区，敏感时间是指诸如一些敏感的节日、市民聚集的日子，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警察这个词，“警之于先，察之于后。”目前国外的反恐发展的趋势也并不是只追求事后快速反应和装备现代化，如果我们现在走了欧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警务改革路线，是不值得的。应该把宝押在主动先发警务上，提高预警级别，敢于发预警，要把预防工作做到极致。

　　问：国际上有没有恐怖事件预警成功的先例？

　　王大伟：2006年8月10日，英国破获了一起爆炸案，十架飞机都被装了液体炸药，一旦上天，会在大西洋上空爆炸，将会造成三千人死亡。但是英国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早上两点就从巴基斯坦获得了情报，把28位英籍巴基斯坦裔全部抓住，没有发一枪一弹，把一个比“9·11”还要大的阴谋扼杀在摇篮里，这才是大英雄。国际范围内的第四次警务革命是社区警务运动，理念比第三次警务革命（警察现代化）要先进，它认为产生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抑制犯罪的主力军是公众，因此要紧紧地依靠市民。目标不是打击犯罪，是在坚持快速反应的基础之上，有效预防犯罪。

　　问：中国和恐怖主义的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王大伟：捕捉国际警务改革的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贯彻自身的经验，比如从基层发动市民。我们的群众路线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大法宝，我们走这样一条路，和恐怖主义打全民战争，这是中国反恐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比如重庆事件，市民是站在和犯罪分子斗争的第一线的。奥运期间也是如此，奥运保卫里有雪狼突击队，但更多的是我们坚持了全民路线，发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志愿者。我们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反恐路，恐怖主义不怕我们的现代化，怕的是全民皆兵。

　　问：恐怖袭击中如何处理人们的恐慌情绪？

　　王大伟：我完全支持重庆公安现在的做法，警方的反恐可能引起局部的恐慌，我提出一个词叫“公众免疫力”，和注射牛痘是一样的，激发人的自身免疫力。我的观点就是，有人可能会指责公安机关，你们动静是不是闹大了？我就说，动静闹大了可能面临的是指责和批评，但如果恐怖主义闹大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造成威胁，孰轻孰重？

　（　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二级警监，中外警察比较研究专家。）